癌症复发恐惧是指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害怕疾病复发、转移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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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在全球背景下对女性健康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2020年全球女性恶性肿瘤新增病例860万，死亡病例660万，全球宫颈癌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在其中的占比分别为6.5%和7.7%性心理咨询，两者均排在第四位。2016年中国约有新增病例和37200死亡病例。

而2005年我国宫颈癌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7.5/10万和1.7/10万，2016年已达到11.2/10万和3.3/10万，且表现出连续上升趋向。宫颈癌可通过接种HPV疫苗和筛查发病重点人群进行预防，因此宫颈癌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消除的恶性肿瘤。

但2009年我国宫颈癌筛查计划才实施，2016年HPV疫苗才获批，但目前全人群筛查计划的人口覆盖率仅21.4%，同时HPV疫苗尚未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接种覆盖率较低。

一项关于中国宫颈癌消除建模的研究报告，在目前的宫颈癌预防战略下，宫颈癌发病率将持续增高，预计到2100年，中国宫颈癌年标准化发病率会达到32.58/10万。

如果中国从2020年起实施最佳疫苗接种和筛查计划，使12岁女孩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95%，45岁及以上妇女及参与宫颈癌筛查计划在城市地区达到90%和农村地区达到30%，中国最早于2060年能消除宫颈癌。

目前早期宫颈癌且无手术禁忌者主要以根治性子宫切除术+淋巴清扫术为治疗方案，通过术后病理高危因素检查，有计划地实施综合治疗方案。宫颈癌经手术切除和综合治疗早期宫颈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可达到为90%，IIB-IVA晚期宫颈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为70%。

随着治疗结束，癌症患者普遍报告了不安、害怕和恐惧，管理癌症复发比应对癌症诊断更具有挑战性。一项针对996名中国癌症患者的研究，54.52%癌症患者报告了中度癌症复发恐惧，13.76%癌症患者报告了高癌症复发恐惧。宫颈癌潜在的复发可能性和生存时间延长会增加其癌症复发恐惧的心理体验。

癌症复发恐惧对患者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诊断到完成治疗后仍持续存在，即使复发的客观风险较低，仍存在较高癌症复发恐惧。低水平可能通过保持癌症幸存者对复发迹象的警惕而起到适应功能的作用。

较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可能导致较低的情绪体验、较松散的人际关系、缺乏对未来的规划和显著的生活质量降低，同时进行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增加医疗费用。关于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结果报道存在差异。基于常识模型探究预测癌症复发恐惧的预测变量，自尊心降低、女性性别、诊断后时间更长为癌症患者的重要预测因素。

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可能经历更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同时根治性术后常常需要辅助放化疗，癌症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与接受放/化疗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

不仅如此宫颈癌根治术增加患者自我形象负担，同时遭受涉及个人隐私、性史、未来生育和婚姻关系的独特妇科癌症困扰，担心癌症复发对自身和家庭带来更深重负担，均可能导致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较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

应对方式是通过个人为处理压力事件而对认知和应对资源做出评估后做出的实际努力，以控制压力在可忍受范围和最大程度地减少心理痛苦。

在对248名幸存者进行3次纵向研究，未发现癌症应对方式与癌症存活或复发显著相关，而与持续焦虑显著相关，而持续焦虑状态长期会增加癌症复发恐惧，降低治疗依从性。

而积极应对方式能有效减轻焦虑水平，减轻心理压力，因此引导患者采取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可能有利于管理癌症复发恐惧。癌症患者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支持可以使癌症患者更准确地预测和理解他们的经历，低估压力情景的破坏性。

并通过改善主观感知和自我应对技能以及减少对压力性疾病事件严重程度的评估，从而缓解癌症复发恐惧。在342名中国盐城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是癌症复发恐惧的独立预测因子，社会支持能促进心理正向调整改善癌症复发恐惧。

另一方面，社会支持是有助于应对压力源的人际关系资源之一，社会支持可通过对自身状况进行积极重新评估，促进社会认知改变，增加个人解决问题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积极应对方式在癌症患者社会支持和心理压力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宫颈癌症患者由于信息获取、情绪体验、照护获取、工作及经济方面存在未满足需求，会引发患者较高的感知复发风险，造成对癌症复发的持续担忧和焦虑，并导致患者采取不良应对方式，从而增加癌症复发恐惧。

癌症复发恐惧是指患者在稳定状态担心疾病进展，在治疗结束后害怕疾病复发、转移的心理状态，由此会给患者带来各种生物社会心理改变。

具有五个明显的特征对身体症状高度关、持续焦虑、反刍或频繁相信复发的侵入性想法；主观避免癌症信息、频繁寻求医疗检查等无效应对方式；对身心功能潜在且持续的不良影响；过度焦虑疾病状况；失去规划未来的信心和行为。

社会支持是个人通过情感互动、信息交流、工具支助、重新评估的人际互动起到缓解压力事件和改善身心状况的资源或手段。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可通过对自身状况进行积极重新评估，促进社会认知改变，增加个人解决问题和应对压力的能力，有效减少压力相关的负面影响。

应对方式是通过个人为处理压力事件对认知和应对资源的评估后而做出的实际努力，以控制压力在可忍受范围和最大程度地减少心理痛苦，较好的个人应对资源和心理弹性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适应性应对方式能有效应对压力和冲突生活事件减轻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改善生活质量。

癌症复发恐惧现状

国外对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注度逐年递增。癌症复发恐惧最早主要以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现在已深入扩展到其它类型癌症中，较多地关注了影响因素、评估量表和不同癌症复发恐惧理论模型及其指导下的干预措施关于人口特征学因素影响癌症复发恐惧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争议。

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同年龄特征和较重的躯体症状与高癌症复发恐惧显著相关，85.2%青少年和年轻成年(15-39岁)癌症幸存者会出现比其它年龄分层较高的复发恐惧，与他们的更强的治疗强度和更严重的心理负担有关，因此需要对青少年和年轻成年癌症患者身心状况及时评估，识别可能的癌症复发，提高其生活质量。

化疗导致的较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可以影响癌症复发恐惧另有研究报道创伤后应激症状的侵入性想法造成癌症复发恐惧与癌症复发恐惧认知处理模型相似，认为较高癌症复发恐惧与患者难以消除的侵入性思维有关，创伤后应激症状能够显著预测癌症复发恐惧发病率，甚至高于社会人口因素对复发恐惧的影响。

确定了宫颈癌幸存者癌症复发三大恐惧恐惧特征，分别为(1)担心他们的家人会发生什么；(2)害怕疼痛；(3)对疾病进展的恐惧。并发现焦虑和低功能状态为宫颈癌幸存者高水平癌症复发恐惧的独立预测因子进行定性研究扩大了对宫颈癌幸存者中癌症复发恐惧意义的理解。

评估了2个样本的癌症复发恐惧简化量表的临床筛查能力和临床临界值，以识别具有临床意义的癌症复发恐惧幸存者，当临界值N22时，癌症复发恐惧简化量表对人群筛查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

基于癌症复发恐惧理论模型的干预措施主要有心理干预，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疗法已经证实了有利于降低癌症复发恐惧。传统实施方式主要有个人面对面、团体干预，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或网络的电子咨询兴起，产生了较好的干预效果。

一项针对性的电子健康干预，对196名I-III期乳腺癌患者使用认知行为技能培训和远程教练辅导以促进患者忽视和回避复发恐惧，推动了电子卫生干预模式在癌症复发恐惧中的发展。

运用接受和承诺疗法促进91名乳腺癌癌症患者采取适应性应对措施来管理癌症复发恐惧，具有较高的依从性和参与度，结果显示该干预措施在6个月干预期内的任何时间点都显现出癌症复发恐惧的降低。

癌症复发恐惧国内现状

国内报道处于不同状态的宫颈癌患者均存在显著癌症复发恐惧心理，FOP-Q-SF得分均高于常模值。发现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韧性、癌症健康素养可解释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疾病进展恐惧的57.2%的变异量，而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应针对性地提高宫颈癌患者家庭韧性和癌症健康素养。

宫颈癌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和癌症复发恐惧显著相关，帮助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可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从而减轻癌症复发恐惧。癌症复发恐惧不仅存在于癌症患者中，癌症患者照顾者也会因照顾负担和照护经历产生较高的癌症复发恐惧，并且两者癌症复发恐惧存在一定关系。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配偶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相互影响，配偶较高的心理弹性，能正向增加家庭韧性和夫妻亲密关系使患者保持乐观积极，更好抵抗癌症复发压力源，减轻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同时促进配偶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采取健康行为，降低配偶癌症复发恐惧。

利用网络移动平台专业管理的专业性和便捷性有效提高患者健康素养，减少对良性身体症状的错误解读和对复发症状的正确识别，避免复发癌症恐惧心理，增强患者管理癌症能力，改善乳腺癌患者预后，同时提高了鼻咽癌患者延续护理质量。

因此，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发各种癌症类型专门的评估工具，以有力识别不同类型癌症患者临床复发恐惧的最佳临界点，同时应对癌症复发恐惧干预疗效以及经济成本加以管理，以期患者更好预后和更高生活质量。